新冠病毒（2019-nCoV）还在蔓延，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经济恐慌也在蔓延。全球化第一次受到全球性普遍关注，这还是第一次。几乎都是一个声音，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化体系，因为这次疫情遭致严重打击而走向终结。

也许未来十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的这些观点，都会有失偏颇。大多数观点仅仅是站在今天的全球化立场从各个角度去讨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和全球化的关系，而没有从全球化自身的运动规律去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角度解读全球化。我的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以资本作为核心驱动力和配置模式的全球化陷入衰退和加速重构，而一种新的由数字技术和全球经济体系相融合的正在被定义的数字经济形态，有可能创建经济全球化的新秩序。

这个由数字经济所驱动的新秩序有可能在中国被定义之后，从中国走向全球，成为第一次由中国掀起的全球化浪潮。

（一）

我把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经济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即1776年至1945年这个期间理解为第一次全球化。

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使欧洲各国强大起来，率先通过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英国，在各国相互争夺利益，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大英帝国横空崛起。英国的崛起极大地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大国并通过用工业革命武装起来的殖民扩张，大英帝国成为第一次全球化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也是最大利益的获得者，鼎盛时期拥有世界3400万平方公里土地。

第一次全球化是科技和工业推动的、以经济利益作为驱动力，以战争手段作为扩张方式，以殖民地模式作为权力统治和控制方式，用简单粗暴的商品贸易作为利益交换和掠夺手段，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复杂的、大范围的、全方位的、持续时间很长的、影响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并且有很大延续性的全球化过程。

所以，我把第一次全球化的经济形态称之为殖民经济形态。

（二）

第二次全球化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地缘政治重建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样是由科技和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创立、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政治、产业、贸易、金融组织以及有关协议和约定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式，并形成持续至今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关系及其有规律运动的趋势。两次全球化的更替再次通过残酷的战争来完成。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创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决定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等一系列全球化经济秩序，形成了以资本作为纽带，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生产方式的庞大的全球化体系。

毫无疑问，第二次全球化的经济形态让人类社会从第一次全球化消退到今天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人类社会创造的有形经济财富和无价的社会文明，远远超过了第二次全球化以前人类文明的总和。第二次全球化是对第一次全球化的延续，但不是简单的超越和发展，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上，更加符合人性、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

以中国为例，1949年中国GDP总额为180亿美元，到了2019年，中国的GDP为99万亿人民币合美元14万亿。建国70年，中国经济总量是70年前的777倍。

1900年美国的GDP总量第一次超过英国，为187亿美元，和1949年的中国差不多。就是说那个时候中国落后美国50年。2000年，美国GDP10.28万亿，一百年增长了549倍。虽然仅仅从GDP不能全部反应综合的文明程度，但是经济总量的巨额增加足以看到人类财富的增长总量。

第二次全球化推动的全球物质文明和繁荣因为中国融入全球化而达到顶峰，但是，当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融入第二次全球化快速崛起，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引发了中国和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也正好在这个时候，全球化已经面临两难选择。

一方面会因为持续的全球化使中国很快会成为和发达国家处在同等经济技术发达水平，由美国为领导的全球化话语权和全球化规则、全球化利益最大者关系可能遭遇巨大挑战而发生变化，由此引起世界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再次失衡。2018年引发的中美贸易冲突已经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输入式全球化渐渐开始反转为输出式全球化（一带一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利益开始下降，中国在全球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和利益越来越增强。这个时候，一个全球性的逆全球化思潮已经出现，这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推进的美国优先政策。美国希望通过全球化的重构来遏制中国的崛起，维护美国在全球化的领导地位。

不管是否出现新冠病毒，第二次全球化进入衰退期的同时，数字经济驱动的第三次全球化已经对第二次全球化构成交织和交替关系。而过去，每一次这样的交替都是以战争形势来完成的，被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正当我们为此担忧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席卷全球并由此引发全球性经济恐慌，由于疫情尚未结束，至今难以评估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打击和损失，也由此，引发了对于全球化的各种争议。客观上说，第二次全球化会因为疫情的到来以及全球性蔓延，迅速打击原有的全球化体系，加速第二次全球化的解体。难道是一场病毒的蔓延取代过去的战争来帮助人类完成这两种全球化经济形态的交替？

第二次全球化是以资本为纽带，通过企业全球化在全球经济秩序推动和维护下，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创建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关系。但是很显然，以数字技术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数字经济已经到了爆发的窗口，同样是由科学技术推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的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崛起，将会超越资本经济的优势而创建新的经济全球化秩序。

（三）

数字经济作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形态，正在形成之中。

构成数字经济驱动的第三次全球化的核心技术也诞生于上世纪中叶，直到1994年以互联网的方式传入中国。中国和发达国家2010年同步进入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融合了电信和信息两大系统，主要是建立了从电脑和电脑的链接到电脑与人、人与人的数字化链接，渐渐形成了个人数字终端。

数字技术的革命性标志在于5G的商用，5G的商用使数字技术与4G不再仅仅是数据量的积累，而是在高速率、大容量、低延时基础上的万物互联，将实现人和人、人和物、物和物的系统关联。这个关联还会极大程度的压缩全球化的物理空间，全球化成为一个完全被数字技术所关联的整体。我们从一些新的，由数字技术与经济结合的案例来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已经存在一个将5G数字技术和已有全球经济存量进行深度融合的巨大空间，这个空间将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现存世界的所有商业和经济运行带来完全不同于第二次全球化时期资本经济构成的经济形态，我们有理由相信，数字经济将成为一个全新的全球化经济形态。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在5G技术领域，尤其是在接下来的5G应用领域，中国走在世界的前面，这也是美国举国之力打压华为的主要原因，打击华为有机会阻挠中国数字技术在全球的推进，阻挠中国数字经济在全球的推进。也就是当疫情全球蔓延的时候，中国以5G数字技术推进的第三次全球化却在蓄势待发，而疫情的蔓延客观上加快了数字经济的推进。

由于疫情的突然降临，十多亿中国人连续数月不便于出门，加快了中国人从工作到生活、学习的上网活动，同时，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将会在今年开始，大规模投资于新基建。中国国家发改委最新定义了新基建的内容，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投资总额40到50万亿人民币，这项投资不仅可以弥补疫情造成的经济发展缺口，带动经济恢复，同时将加快中国数字经济基础建设，给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基础。而这个举措，在全球范围也是第一个，意味着中国将在全球范围率先建成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

之所以我在这里把第一次全球化定义为殖民经济，把第二次全球化定义为资本经济，再把第三次全球化定义为数字经济，我就认为数字经济已经不再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工具，成为第二次全球化进一步扩张、升级、延伸的继续，我认为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一种足以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发展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驱动的全球化将在第二次全球化基础之上，改变第二次全球化形成的基本运行规律，开创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当一个新的经济形态优于前一个经济形态的时候，就像资本经济优于殖民经济从而取代殖民经济一样，数字经济同样会取代资本经济在全球的地位。

首先，数字经济将通过数字基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在于经济融合中改变经济的产业联系、行业联系、企业组织。数字经济会改变所有产品、技术、工艺、品牌、生产、加工、销售以及企业管理、企业治理结构商业模式、盈利模式以及金融。数字金融、数字资本将呈现非常丰富的形式。中国中央银行已经决定发行央行主权数字货币（DCEP），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发行主权货币的国家。根据最新消息，央行主权数字货币已经开始在深圳、雄安、成都、苏州四个网点测试。

第二，数字经济通过各种产业互联网重构产业生态，横向链接产业和行业的所有商业要素，改变传统经济通过资本的纵向连接模式和资本的控制力和通过资本进行分配的机制。而数字经济将会通过所有经济要素节点的联系、链接来创造经济利益，改变经济利益的分配方式。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地位将会下降。国内某央企已经完成数字产业园基本方案设计，如果成功实施，中国15000个线下产业园数以千万个企业，都有可能通过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运营、数字化资产交易等功能，给所有上线企业提供全面的数字海关、数字商检、数字支付、数字结算、数字税收、数字物流、数字化融资、数字化投资、数字化投资银行等一系列服务。

第三，数字经济的全球化速度远远快于第二次全球化时期。按照5G技术逻辑，全球任意两个端对端的传输速度快于人与人视觉感知的十分之一秒的速度，这就使得世界任意两点之间的感知时间和我们肉眼的感知时间是一致的，在虚拟空间，就实现了零距离。速度改变了世界的空间关系，使得我们可以和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和物通过互联网进行及时的互动。这在第二次全球化期间是做不到的。速度的改变带来的空间关系的变化，使得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在这样的高速度时空关系到来的时候，全球的所有活动都将随之发生变化。

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全球化应用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这样一些技术手段，都将会使全球很多过去按照地域分割的行为成为全球同步的行为；

由阿里巴巴推动的e-WTP（电子世界贸易平台）自2016年推动以来，一个数字化全球贸易体系拟将全球中小企业用数字技术连接起来，使全球所有上线企业成为全球化企业，目前已经在国内以及全球26个国家实验运行。

第四，数字经济的全球化程度全面提高。数字基建铺向哪里，数字技术就会带到哪里，数字经济就会迅速的覆盖到哪里。全球更广范围的经济要素都有机会在全球化数字生态上体现每一个结点的应有价值，需求的全球化成为动力之后，全球化的需求能力也会迅速提高，由此带来全球的人与物对于全球化需求和供给的参与，由此提高全球化程度。尤其是全球范围很多贫困落后国家被忽略、被低估的价值会被发掘出来。

比如，全球有上万种中药和西药产品在上市，同样也有数以万计的医药科技项目在研发和转化过程中，但是，全球就没有一个数字化项目发掘、整理、交易、转化平台来给这些项目提供系统的专业服务和投资融资、转让服务。一旦创建数字化人工智能产业互联网平台，就可以大大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流通、交易，促进全球医药科技的发展。

第五，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壁垒减少。数字经济时代，全球化竞争会加速，由于全球化的透明度提高，全球化的壁垒反而会大大降低，由此减少全球化的风险。

第六，全球化的利益传导和分配机制。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化和资本经济时代的全球化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利益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资本经济时代全球化的利益主体主要是公司背后的资本。资本控制公司，通过创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保障资本的决策、资本的价值和资本的利益最大化。资本企业的所有要素，尤其是最重要的要素，包括产品、技术、工艺、有形无形资产、品牌、核心团队必须听从资本的配置，一个公司又通过资本的纽带作用控制或者关联旗下公司，各种以资本为纽带的纵向和横向的资本关联、业务关联、行业关联、资产关联、利益关联构成了资本控制的全球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与企业的内在要素，企业和企业的行业要素，价值关联要素、产品关联要素、金融关联要素都是通过各种产业互联网，或者区块链来连接的，所有链接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是单一节点有利于另一个节点若干个节点和所有节点。而所有节点或者任意节点一定有另一个节点相关。共同成为有用的关联，然后产生价值关系，产生利益关系等。所有节点都由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最精准的组织到一起，有进有出，共生共创。利益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手段以及利益分配方式，完全颠覆资本经济时代。

很有趣的是，在所有这些链接之中，不再有所有制的冲突。不管你是公有资本还是私有资本还是个人资本，所有制形式不敏感，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冲突在共创、共生、共享的机制下，和谐相处。

第七，数字经济的价值观将有利于形成全球命运共同体。数字经济与资本经济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价值观的区别。资本的控制力、控制方式以及分配方式导致了资本经济的全球化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制造了剥削，制造了贫富两极分化。数字经济时代使资本的控制力、资本与企业、技术、产品、产业的联系方式发生了变化，数字价值超越资本价值，数字在经济中的地位高于资本在经济中的地位。而数字与人、数字与技术、产品、产业、品牌的联系方式是共生、共享、共同赋能的联系方式，导致财富的获得方式、财富的增值方式、财富的分配方式和资本经济价值观被完全颠覆，引领全球化开创共享经济的价值观时代到来。

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掀起的第三次全球化并不是中国将主导这场全球化，也不是中国要领导全球化，更不是中国或者中国企业将成为数字经济最大的利益获得者。而是全球所有地区将从数字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更加公平和平等的利益分配。而第二次全球化形成的产业关系，不会因为第三次全球化的数字经济关系而失去价值和意义，不会像第二次全球化推动的政治力量消灭殖民地一样造成世界的巨大震荡，第二次全球化形成的所有产业资源、产品和企业都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各种产业互联网组织下，重新构造和定义，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疫情的蔓延导致全球经济重创谁都不可幸免，就像历史上那些全球化进程中的战争一样。但是，往往这些非人力不可抗拒的力量反而会加速解决人类社会自身难以调解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和进步。